“大樊，我刚才路过你们庭室时听见你用白话打电话，说得不错哦”，今天民一庭的同事跑进来兴奋地告诉我。听同事这么一说，我自己也回想了一下，作为一个柳州人，到梧州工作也有六年时间了，从开始不会说不会听梧州本地白话，到现在无论是打电话联系当事人，还是开庭审理，或者是和部分同事交流，大多数时候都能说白话，自我感觉貌似有进步了，尽管说得还很蹩脚。

话说这一进步，应该归功于去年审理的一件刑案。检察院起诉指控八被告人涉嫌犯聚众斗殴、故意毁坏财物等罪名，两起犯罪的被害人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要求八被告人共赔偿经济损失21万。接案后，考虑到两起犯罪在当地影响较大，且被害人曾扬言，如果得不到满意的赔偿，到时候他就“斩返一刀”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犯罪，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更大的危害，所以最好能调解，争取被告人一方赔偿原告人的经济损失，原告人则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。然而，八被告人均在押，且都是20岁左右的“老湿”，平时游手好闲，没有收入，21万的赔偿谈何容易？看来只有找被告人的父母，说服他们，由他们代替被告人赔偿。但问题是，被告人的父母均在乡下，基本上都是说白话，很少接触普通话，如果我用普通话和他们交流，估计都当我说鸟语了，不知所云，如何调解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不说白话，如何突破？唯有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。当我尝试用白话打电话给第一被告人的父亲，表明我的来意时，他还听得云里雾里，只知道我是法院的，讲的是关于他儿子的事，其他就不明所以然。为了解决问题，我硬着头皮，重复说了很多次，其中还夹杂普通话，希望他综合起来能明白我的意思，大概过了十多分钟，他终于听明白了，并叹气说“哎，儿子不听话，不务正业，搞七搞八，他砍伤了人，我有能力的话我会赔偿的，但对方提出的赔偿数额太大，我没有能力赔偿”。说到这里，我认为适可而止，他有赔偿的意思，但如果步步逼近的话，可能适得其反，于是我挂断了第一通电话。跟着，我又打电话给其他被告的家长，停停顿顿，打了一上午，终于打通了所有家长的电话，打得也越来越顺畅，事情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此后，每次和家长们通电话，我已经不自觉的用白话和他们交流了。最终，经过十多天不懈的努力，这两起附民案件均调解结案，被害人也当庭领到了赔偿款共12万，满意的离开了法院。

现在又办民案，说实话，我很头疼。因为以前办民案的时候，经常遇到当事人生硬的丢下一句话给我“你讲什么我听不懂”，然后就挂了电话，我想调解都没办法调。记得2009年在立案庭接待时，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来访，我用普通话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她也用普通话回答了我，而且她普通话说得很标准，我欣喜若狂，难得遇到会说普通话的，我以为我可以接待她。谁知，她马上用白话很生气的对我说“我某同你讲，搵你庭长来”。吃了一个闭门羹，我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谁让我不会说白话呢。又记得刚到法院时，单位安排我在执行局，就是希望我多接触当事人，尽快学会讲白话。可是，初来咋到，我对梧州本地语言甚是反感以致排斥，从心底排斥它。再者，受同事们的厚爱，他们都迁就我，跟我“学”普通话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结果是，两三年过去了，同事们的普通话是越来越好了，我倒是听懂了一些白话，但因为不开口说，连日常用语都没有学会。再后来，办案了，难免会遇到不会说普通话，甚至不会听普通话的当事人，工作就很难开展。有时，就算人家会听普通话，但我说普通话，他说白话，虽然可以交流，但感觉大家很生疏，始终有种隔阂，没办法拉近双方的距离。有时，不能完全领会当事人的意思，甚至还曲解了人家的意思，把事情弄得更糟糕。但为何那时没有紧迫感，不努力学习白话呢？或许，除了不求上进，不思进取，没有别的理由了。

得益于所办的那件8人刑案，让我再办民案时顺心了很多。现在，经过将近三个月的锻炼，虽然白话说得还是“马马地”，但比之前有进步了，起码敢说了，和当事人的沟通交流也基本没有问题了，办起案来就顺利了很多。这让我体会到了入乡随俗说白话的好处，在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，说白话能让当事人明显感到有一种亲切感，容易拉近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，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支持，从而快速有效的调解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。现在审结的案子，多数调撤，判决的也服判，这是良好的开端。

但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因为年轻，所以我要学习，要进步，要勇于挑战，要敢于担当。做审判工作，要说群众话，走群众路，干群众活，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，才能彰显为民司法的本色。

（樊逢春）